在現代佛教史的敘述脈絡之中，對于明清佛教，尤其是禪宗有著兩種較為刻板的印象，一種是認為漢傳佛教在唐代之后便走入了衰敗，因此明清禪宗自然也是衰敗圖景的一環，甚至有學者以“禪的終結”來論斷明清禪宗。另一種印象則是明清禪門充斥著法門戈矛，是一個被僧諍主導的時代，這當然是受到陳垣先生《清初僧諍記》的影響，而其背后有著抗戰時期強烈的民族主義關懷。隨著近年來大量明清禪宗新文獻的發現與整理，為重審明清禪宗的活力與反思明清禪宗的刻板印象提供了新的契機。

6月22日至23日，來自十多所高校與研究機構的禪史學者，參與了在上海大學舉辦的“重審明清禪宗的活力——新文獻和新視角”學術研討會，以專題講座與論文研討的方式，試圖對未來明清禪宗史研究在“新文獻和新視角”的研究方向上作一次集中的討論。本次研討會由上海大學宗教與中國社會研究中心?禪文化研究中心主辦，上海寶山永福庵協辦。

與會者合影

明清禪宗文獻的發掘與整理

交流明清稀見禪宗文獻的整理和研究的成果，是本次會議的一個主要緣起。上海大學禪文化研究中心自2019年開始執行“明清禪宗文獻和研究”計劃，經過禪文化研究中心團隊多年努力的研究成果──明清禪宗珍稀文獻叢書第一輯（共五冊），部分已于2024年6月在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這也為我們提供了一個重新檢視有關明清禪宗刻板印象的機會。

《明清禪宗珍稀文獻叢書第一輯》，上海古籍出版社2024年6月出版

在本次會議的開幕式暨新書發表會上，明清禪宗珍稀文獻叢書第一輯的四位作者分別介紹了各自整理校注的文獻。叢書第一輯著作成果有以下五種：成慶副教授校注的《密云圓悟禪師天童直說輯注》；黃繹勳教授輯注的《漢月法藏禪師珍稀文獻輯注初編》和《漢月法藏禪師珍稀文獻輯注續編》；釋法幢輯注的《具德弘禮禪師珍稀文獻輯注》；以及王啟元輯注《碩揆原志禪師珍稀文獻輯注初編》。其中，前三種文獻整理成果已經出版，后續成果也已交付上海古籍出版社，不日即將出版。明清禪宗珍稀文獻叢書的出版是一個長程計劃，未來還會推出更多明清禪籍的整理與研究成果。

上海古籍出版社代表、《明清禪宗珍稀文獻叢書》的責任編輯虞桑玲表示，出版該叢書旨在為明清禪宗專題研究提供新的文獻材料，使漢傳佛教的學術研究能向前推進、更臻完善。她從專業編輯的角度介紹了叢書的體例：每冊均有《導論》一篇，各冊所收的各種文獻則各有《解題》；正文點校之外有注釋，其內容為校改所據、引用出處以及禪宗公案和詞語典故之簡要釋義；文獻整理之外，另附一篇與之直接相關的、成熟的研究專論。同時強調，叢書在體例上要求一貫性，且在編校方面嚴格地執行三審三校制度。

在明清禪宗文獻的發掘方面，紀華傳教授（中國社會科學院）以“明清曹洞宗文獻舉要——以鼓山珍稀佛教文獻為中心”為題，作了專題講座。紀教授首先闡明了明清曹洞宗的主要法系壽昌系的發展情形，后以鼓山珍稀佛教文獻為中心展開，闡述明清時期鼓山禪宗文獻及以永覺元賢、為霖道霈為代表的鼓山禪法的研究價值。鼓山涌泉寺目前保存有很多明末清初刊刻的曹洞宗及其他宗派的文獻，有的未被傳世大藏經收錄，并且不少文獻堪稱善本，甚至孤本。從版本考察，鼓山刻本多由作者主持刊刻，訛誤甚少，有較高的版本價值。若能對鼓山刻經進行系統全面的考察，必將推動明清佛教史的研究。

另外，賴學輝（上海大學，《天隱圓修的生平與著作情況論析》）的論文，以明清禪宗的重要支派磬山系的開創者天隱圓修為研究對象，綜合天隱圓修之生平資料和語錄等文獻，藉以呈現天隱圓修的出家、求法、得法和弘法之生平樣貌。并對天隱的《天隱和尚磬山集》《天隱和尚語錄》《天隱修禪師語錄》等三部著作的編集、刊印過程進行分析，進而說明天隱圓修著作形態演變的脈絡。

禪門“僧諍”與禪宗活力

在明清禪宗史研究中，“僧諍”已經成為討論明末清初禪史的重要視角。如果僅僅將“僧諍”視為僧團之間的利益沖突與個人恩怨的角逐，則無法深入考察其背后所蘊含的禪門思想交涉與觀念分歧。實際上，“僧諍”背后隱藏著禪門內部對于禪教關系、修行方式的不同理解，有著濃厚的“法諍”意味，恰恰是禪宗活力的表現。因此，必須從新的視角重審“僧諍”的歷史。

陳垣先生的《清初僧諍記》是研究明清禪宗“僧諍”的典范著作，鄭曉蝶（上海大學，《身在禪門非隱士——陳垣〈清初僧諍記〉對于禪僧牧云通門之誤讀》）通過新文獻的梳理，與之進行了商榷。她在論文中指出，《清初僧諍記》是明清禪宗的重要著作，但因為文獻史料的局限性，對于明清禪宗部分問題存在誤讀。該文借助牧云通門新發現珍稀文獻，以陳垣先生對牧云通門的誤讀為線索，重新梳理牧云通門對木陳道忞、天童三峰之諍等問題的立場與看法，并對相關史學觀念重新加以討論。

成慶副教授（上海大學，《雪嶠圓信承嗣云門因緣考》）的論文，聚焦在明清之際雪嶠圓信因拈香云門文偃而引發一場關于承嗣問題的諍論。在康熙七年（1668）流通的《南宋元明禪林僧寶傳》中，有雪嶠因讀《云門語錄》而得力，以及見“古云門”三字開悟的記載，可見雪嶠圓信對于“云門宗旨”的認同。而圓信因拈香云門引發禪門爭議，不得已回歸龍池幻有法脈，則呈現出當時禪宗內部對于法脈傳承問題更為重視“面稟親授”，而反對“遙嗣宗旨”的主流認知。

周鵬（南京大學，《密云圓悟和朝宗通忍師徒關系危機始末》）則試圖在明末清初僧諍的研究中引入新的視角和敘事體系，以此呈現明末禪林錯綜復雜的人際關系。密云圓悟和朝宗通忍的關系危機中的復雜的細節，不僅牽扯到漢月法藏以及費隱通容二人，在師徒關系主線背后還有著多條同門人物間的關系暗線，涉及禪宗正統觀念、師徒倫理等多層因素，是導致師徒危機的深層原因。

劉因燦教授（吉首大學，《磚鏡完璧的生平行歷及其與西南禪門僧諍》）則將明清禪宗僧諍史的研究，拓展到西南的滇黔地區。他從陳垣先生的《明季滇黔佛教考》得到文獻線索，依據張仁熙所撰磚鏡完璧的《傳》，以及《開圣老人傳論》《山暉禪師語錄》等文獻，對磚鏡完璧的名、字、號及其參學、弘法嗣法的一些細節進行考證和訂誤。在明末清初禪宗史上，磚鏡完璧與燕居德申之間的僧諍，不僅涉及個人恩怨，更是一場關乎法派傳承、宗法倫理觀念的爭議。

明清禪宗的僧諍歷史，最終因雍正帝的皇權涉入而走向終結。黃繹勳教授以《天童系具宜大師行實與其〈救三峰表〉》為題作專題講座，為明清禪宗“僧諍”的終點作了注腳。福巖具宜禪師為天童密云圓悟禪師下第五代。黃繹勳教授依據其在蘇州西園寺藏經樓所尋得的《具宜大師行實編年》，梳理了具宜早年出家、參學得悟、付囑和住持諸寺的生平行實，尤其是該文獻記錄了雍正時期禪門僧侶企圖拯救三峰派的歷史過程。黃繹勳教授以具宜與三峰派的因緣為主軸，考察了雍正十一年具宜為了“救三峰事”進京和作《救三峰表》之事，及其晚年與三峰祖庭瑞光寺之因緣。此外，《具宜大師行實編年》提供了考察佛寺與社會慈善事業交流的切入點，亦是將來繼續觀察禪宗于清代傳衍情況的重要一環，值得繼續深究。

宗門與教下、密法的思想交涉

漢傳佛教雖然有著強大的消融性，宗派間彼此交流、互相融合，但同時也有著濃厚的宗派佛教的特點，最明顯的就是宗門與教下的分歧與競爭。就禪宗的視角而言，從早期禪宗的“方便通經”“藉教悟宗”，到明清禪宗提倡“禪教一致”，抑或是禪門內部對“宗旨”的論爭，都說明禪宗內部對經典義理始終存有某種緊張關系。

著名禪史學者龔雋教授（中山大學）的專題講座“‘方便通經’：從初期禪到洪州宗”，以初期禪與古典禪為例，從思想史的視角深入討論了中國禪宗會通經教與解經的特點。具體來說，分別從“藉教悟宗”“方便通經”“觀心釋”及“語錄”等議題展開詳密論述，闡析了禪宗的經教觀及其經典解釋的思想方法與歷史流變。這對重新理解禪宗思想史上的經教觀，乃至審視宋明理學中的尊德性與道問學的關系等問題，都具有重要的學術史參考意義。

龔雋教授提到，從本次會議呈現的明清禪宗的文獻與思想議題來看，禪教觀念的緊張關系不僅僅是早期禪宗史的情況，明清禪宗內部的許多僧諍背后的核心關懷，其實依然是對經典義理的認知態度差異。

楊奇霖博士（上海大學，《清代禪宗發展的一個“起點”：雍正帝及其“禪宗轉向”》），將雍正帝從潛心“內典”到參求“禪宗”的轉變稱為雍正帝佛學思想的“禪宗轉向”。他認為，雍正帝的“禪宗轉向”實則與其和二世章嘉“接茶話者十余載”的交往有關，受到了“喇嘛禪”在禪定與瑜伽方法上的一定影響；但也不能否認漢傳佛教禪宗的影響，雍正帝對于禪宗的理解有相當的理解。文章指出雍正帝“重視真參實悟”的兩項“指標”——“三關”和“回途”并非毫無標準所據，而有其禪宗思想的淵源，以及來自藏傳佛教的影響因素。此外，雍正帝雖然歷經“禪宗轉向”，但在禪教關系的態度上，他既傾心于不落文字的禪宗，又對經教義理始終保持著十分曖昧的態度。

本次會議中別具特色的一篇論文，為安賽平博士（中國計量大學，《咒語即話頭——明末清初佛教中的禪與密教的會通》）關于禪門使用咒語參禪的研究。他在文中討論了明末清初佛教的一種獨特的參禪方式，即將咒語視作一種禪語，特別是將其作為為禪之話頭進行參究。明代以來的漢傳佛教中，咒語并非只是一種用于念誦求神通和感應的秘密音節，同樣被用作一種參禪的媒介。這樣一種咒語的行持，在帝制晚期中國佛教的融合思潮中占有重要地位，有待學界更進一步的研究。

禪宗與政治及地域社會之互動

禪宗的發展，既包含其內在禪學思想以及僧團組織的變遷，同樣也無法脫開政治制度、地域社會的外在環境制約，這也是禪宗史不斷演化的重要議題。其中的核心問題，就是禪宗在傳播擴散途徑上與本土政治制度及地域社會之間的沖突與磨合。要探究相關的禪史問題，則需要借助更多現代社會科學的理論與方法，以開拓出禪史研究領域的新視角。

長期專注于明清禪宗研究的吳疆教授（亞利桑那州立大學）作了“大君外交下的中國禪僧：隱元，德川幕府，以及1661年萬福寺的成立”的專題講座。吳疆教授強調，隱元東渡和黃檗宗的成立并非簡單的宗教事件，隱元在京都建立萬福寺背后有著復雜的政治背景，一方面是在日本的政治家和知識分子之間的“日本型華夷意識”的新心態開始顯現，這種意識以排斥中國為中心的朝貢體系的支配為特征；另一方面，在這個目的驅使下，幕府在外交文件中創造了一個新的外交名詞“大君”來稱呼將軍。這個“大君外交”的意識形態基礎是譙奪了中國“華夷之辨”論述話語，并將中國中心主義的意涵剝離，代之以“神國”的民族主義理念。因此，幕府逐漸給予隱元在日本更優越的地位，其目的是要與中國接觸，成為明清鼎革之際鄭成功與德川幕府親善關系的橋梁；并且在以日本為中心的世界地圖中虛擬一個中國的象征性存在的假相，而隱元及其中國弟子遂成為中國在日本國際關系中的象征，成為德川幕府重建以日本為中心的東亞秩序及大君外交的一個重要環節。

禪宗的發展史既與國際局勢的變遷相關，也與地方性的社會環境相關聯。張德偉副教授（暨南大學，《謀復禪宗祖庭迷失的自我：憨山德清(1546-1623)在南華寺的改革，1600-1610 年》）就考察了晚明時期憨山德清在嶺南佛教獨特的地方特征中所發動的一場寺院革新運動。他的論文聚焦在德清在南華寺改革中的兩個內容：德清作為流放僧，如何在南華寺發動一場改革；而德清的改革行動，又為何最終演化成寺院內部不同勢力的生死對決。張德偉認為，憨山德清在南華寺的改革活動，提供了一個有別于江浙禪門的嶺南案例，可以藉此觀察當時正在進行中的“晚明佛教復興”的活力及其內在弱點。

此外，馬海燕副教授（閩南師范大學，《莫信詩人竟平淡，二分梁甫一分騷——弘一法師眉批本〈一夢漫言〉探微》）則提供了一個佛教與時代思潮變動之間互動的案例。弘一法師極力推崇《一夢漫言》并編制《寶華山見月律師年譜摭要》是有意識地表達一種對現實潮流的抗爭，相較于近代佛教中的激進改革，其方式顯得較為平和。而弘一通過眉批、研讀和推廣《一夢漫言》，則為出家僧侶有關自身角色認知、僧教育以及如何定位傳統佛教等問題，提供了解決的思路。

本次會議呈現了明清禪宗大量的新文獻整理和研究成果，學者們也從不同學科視角對明清禪宗歷史作出解讀，闡述明清禪宗的活力。黃繹勳教授總結說，今日漢傳佛教的發展，已逐漸跳脫過去追溯唐宋視野，而更關注明清佛教留下的各項傳統，如思想和修行、寺廟建筑、清規儀軌等代表明清佛教尚待發掘的內容。此外，在推進明清禪宗的研究和出版方面，上海大學禪文化研究中心提出了構想：開拓更多元禪宗文獻研究，包含天童密云系、漢月三峰派、四川破山系、磬山系、曹洞壽昌系和福建鼓山系等禪宗文獻；期待更多的學者應用更豐富的研究方法與學科理論，如以哲學、社會、文化、歷史、經濟、政治等多元視角，進一步運用珍貴的禪宗文獻，以使明清佛教的學術研究能向前推進和更臻完善。